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相对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不仅具有绝对优势，而且还在强化。

第三，由于是包括多种政策在内的工具箱，因此防止多政策间效应的相互抵消和过度叠加，评估并讲究各项政策的综合效应、远比选择某一政策工具更重要。又如，在一定意义上主导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市场，本来就存在长期以来自身严重的市场结构问题没解决。

唯有这样，才能实现物价温和上涨时期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结构调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主线。在坚持国有资本IPO资金按比例划拨社保基金、提高国有股份分红比例的同时，急需明确国有资本预算管理的原则，在体现国家对部分行业相对和绝对控股的战略原则基础上，实行国有资本有进有出，而不是国有资本规模越做越大的管理原则，深挖财源，扩大财政收入。由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否硬着陆，实际上不能仅仅看货币政策的松紧程度，还要看对失业人群的再就业、失业保险、失业救助、社会保障等各项财政政策的落实情况。实事求是，精细处理好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处理好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是确保今明两年中国的银行体系不出事的关键。

对此，全国上下也应该有信心，因为经过33年改革开放积累的中国经济实力，提供了拿出一套政策措施的财力基础。今后几年必须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在中国当前货币深化速度减缓的大背景下，如何逐步消化已存在于市场的近76万亿的巨大货币存量问题，这是今后几年货币政策的头等大事，也是事关能否保障今后物价基本稳定的一项大事。在大系统最顶层的设计作出以后，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应有相应的设计。

此外，金融改革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因此，这些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造成破坏性的影响。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

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而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却是长期问题。

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我认为，首先得要有一个顶层设计。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反过来，如果为了防止泡沫继续膨胀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

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地方保护)，你未必告得赢我。改革要有顶层设计：明确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我们现在发现，2011年以来，尽管各级政府加大了提升现有产业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还是政府主导发展的旧体制和老办法。就利率形成机制来说，中央银行已经表明态度，要加快市场化的进程。

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则有不同的取向，比如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讨论，意味着人们心中的目标模式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执政党对顶层设计做出恰当的选择。

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却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货币多了，流入资产市场就会形成资产泡沫，流入消费市场就会造成CPI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主要强调实质性审批，而不强调合规性监管。如果小企业不能有一个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就会碰到很大的障碍。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而力度过大，也怕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的硬着陆。尤其到了2000年以后，垄断性国有大企业集团的改革明显放慢，有些地区和部门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开倒车现象。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

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碍，一个是来自所谓特殊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来自旧的意识形态。

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换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中的关键。比如，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基金(PE)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重要制度安排。

1992年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而中央银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就是，发行货币来收购外汇。此外，由于存在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创新。所以全面的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现在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法治国家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具体体制中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经济决策两难：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并存在充分估计出口导向政策对于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正如采取这种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政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实施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例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的膨胀，等等。

不搞清楚这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改革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引起了很多不良后果，包括公共服务提供不够。

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创业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凯恩斯框架失灵：中国的问题是长期问题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

由于多年实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现在流通中的货币量M2对于GDP的比例达到180%以上，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会大幅增加，这会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形成贸易摩擦。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对于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央领导在中美高层会议和其他场合也表明了态度，要继续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当然，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没有规范化、制度化，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很小，赋予了中央官员和部门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与中央、地方的支出结构不是同一个问题。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基于现在的产权结构，政府又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即土地。

不要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数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了，就质量而论也不差，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发明，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世界前沿。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

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征地问题——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在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很容易用很低的价格把土地收到自己手里，变成支撑GDP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问题在于，我们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力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